作者/戴立宁

我曾经担任过银行的董事长，是银行的法定对外代表人（公司法 §208-3）；所以举凡和银行发生的争执/矛盾，基本上都会冲着我来；民事居多，刑事稀疏。而我自己当刑事被告的经验，依稀记得，也有3次。

第一次当被告是1994年，约略在担任银行董事长之前；那时候我是公务员，职务是证券市场主管。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成了刑事被告、上了新闻；是秘书剪了报，划上红线，放在我办公桌颇为显眼的位置。我才知晓：我居然成了新闻报导的刑事被告。

按铃告发的是当时民进党一些争相出头的新锐：陈水扁、谢长庭…。罪名是：渎职；犯罪事实是：批准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上市。案件究竟如何进行，不知不觉，我没有被传唤过。其他人有没有开过庭？不得而知。最后好像是由检察官签结，不了了之。

这一次被告，表面上无事，其实也有小小的后遗症。1996年秋，我已辞去公务员职务，应经济部之邀同赴南美巴拉圭（Paraguay）访问。

据说：巴拉圭和台湾邦交友好，在政府有意的鼓励/奖励之下，台商的投资不少， 游客也不少。为此，1989年 巴拉圭政府特意把第2大城、也是台商最多的城市：史托斯纳尔市（ Puerto Presidente Stroessner）更名为东方市（Ciudad del Este）。

人多，当然是非也多。巴拉圭当局为此，在台湾居民申请巴拉圭签证时，要求附带「良民证」。我用的是民用普通护照，也是第一次听到还有所谓：良民证 这种文件。

秘书跑了趟警察局，好不容易，才拿到了所谓「良民证」。原来良民证的颁发，要以没有被刑事告诉的记录为标準。一旦被告，警局就有了记录；原则上在收到「不起诉处份书」前，纪录不会取消。这就是我取得 良民证 也颇费周折的原因。

第二次被告刑事是我当了银行董事长之后，其中的一位董事，自己经营证券商业务，因为违反证券交易法而受主管机关处分，（依稀记得是退票/丧失债信之类，公司法§30），主管机关以副本知会银行应解除其董事职务。

董事被解除职务后，迁怒于我，一状告到了台北地检处，罪名是：背信（刑法§342）；事实：主要是董事长办公室太大了，广达200坪，只图自己奢华/气派，因而损害了银行利益…。

办公室确实在我接任之初， 好好地重新整修/布置了一下。我个人喜好简约风，把前人厚重的沙发和家俱都替换了；但这和「背信罪」的构成，似乎是风马牛、毫不相关。

最离谱的是200坪的办公室。办公大楼是座老建筑，每层100多坪。我用的那一层，除了董事长办公室外，还有董事休息室、秘书室、会议室…。律师为我準备的辩护状，还特别加上了那一层的平面配置图。

除此之外，律师还再三嘱咐，要亲自出庭，免得误会…。加上我也想了解一下法院开庭的究竟，免得上课时总是纸上谈兵。如此这般，开了2-3次庭，都亲自出席，才收到不起诉处份书。

第三次我又当上了被告，这一次告我的是我才离职的银行。在离职约一年多之后， 收到了自诉状。据说：在这一年之间，银行在主管机关严厉督促之下，悬赏了千万奖金，再聘请高明律师，撰写了万言的研究报告，才终于找到了可以告发的劣迹把柄。

自诉的罪名：背信；事实：戴某在任内批准银行转投资一家保险经纪公司，金额400万元新台币；竟委任非银行的人经营，以致银行对之失控，经营不善，在戴某离职后解散清算；400万的投资，血本无归。

在公务员/非公务员的生涯中，我自认和 保险 相关/相知最深：参加/主持保险法相关法规的订立/修正；保险研究所教了20多年的保险管理；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的出题；消费者保护协会/人寿保险公会保险纠纷的调解；还做了83天的保险司司长…。

调离保险司司长职务时，保险公会送我的纪念品，是座不大的石件，上面篆刻着6个大字：永远的保险人。

银行和保险同属于金融领域，彼此业务习习相关；既然当上了银行的主脑，我怎么可能不注重 银行保险（Banking-Insurance）的业务。

银行旧有、已经获准、尚未成立的保险业务子公司是保险代理人公司。我是教保险法的，我知道：保险代理公司是保险公司的代理，在保险公司 产/寿险不能兼营的前提下，只能在产/寿之中，择一经营。而银行的保险业务，产/寿险都有需要，必须兼顾 。

解决问题并不难；只要重新申请核发一张保险经纪人执照就可以了。保险经纪人可以同时经纪产险/寿险的业务。

顺利取得了执照，面临到真正的难题：如何拥有熟悉保险经纪业务的专业团队？银行自己没有，必须他求。

台湾的保险之与银行，几乎都已各有所属（比如说：国泰人寿之与国泰世华，新光人寿之与新光银行，富邦产物之与台北富邦…）。而那个时候，唯有南山人寿还小姑独处。于是我找上了南山；愿意开放49％外来投资，请他们推荐人选。如此这般，总算敲定了一切。

就银行而言，400万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投资案，远远低于一家分行经理的授权放款额度。身为董事长，所以如此费心，是因为自家银行实在没有人懂保险。架构完成之后，我已忙于他事。后来的保险经纪公司，据说：租了银行的闲置资产作为公司营业场所，任用南山推荐的来人作为总经理、组织了团队…；也拟订了详细的营运计划，要求银行的合作和配合。

我的突然离职，经纪公司顿失支援（后继者也许认为它是戴某人的Baby），业务没有着落，只能清算解散。两组投资人约略皆损失了400万。

就是这400万，银行请了着名的律师，书写了自诉状，告刑事并附带民事，要求绳之于刑，并附带要求400万的损失赔偿。

主要的理由是：我，任命了非银行职员的外人为子公司主管，以致银行失控，造成损失。

我真的头大了，搞不清这是哪一门的法律/逻辑；法人又不是自然人，讲求血统纯正，世代流芳。法人的情形是：用你作本公司的人，你就是我公司的人；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在职期间，你就是公司的自己人，何外人之有？!

如此这般的自诉，蛮缠歪打，无止无休；自诉人是 审审败诉，审审上诉；屡战屡北，屡北屡战。最后一直拖到了第三审的最高法院，历时4年多，才算确定。 我当然知道银行后面那一群人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涂黑我的脸，封住我的嘴；因为他们在图谋一件见不得光的大事。

4年过去了，图谋的生米也就煮成了熟饭！

在滚滚的司法洪流之中，这些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波澜；当事人以外，谁会注意？ 细节是魔鬼（ The Devil is in details），聪明的你，请告诉我：在这蛛丝马迹、细微末节中你发现了些什么？

（图片取材自网路）

作者简介

戴立宁，一辈子的法律人。在法学院做了10年的学生；教了40多年的书；偶然的际遇，做了26年的公务员，从基层到高阶。也曾写过些杂文，月旦人物、评议时事。〈随想录〉无非是重操旧笔，随兴随缘随想，记录些所见所闻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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