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秀莲回呛说：「年轻的马英九是9点2趴的总统」，相反的，「李登辉当年是带给我们多少的欢乐与期待，你们就知道姜是老的辣！」

吕秀莲以李登辉比喻自己并不是顶好，因为李登辉似乎不认为中央天王大老抢选新北、台北地方两市长是好事。不过，若不计较中央地方之别，到历史上去找，辣的老姜倒眞是有的。例如法国戴高乐就是一个更适合吕来运用的例子：

戴高乐是法国二战英雄，就像吕是美丽岛事件英雄一样；二次战后戴高乐很快地不得志地退隐山林，而吕则从当副总统就自叹深宫怨妇，到副总统职卸下都一直想有所作为，却一直不能伸展抱负；未来吕能不能如愿当上，更当好市长虽未可知，但戴高乐1959当上他创造的第五共和总统后的确成了法国伟大的总统，而1959戴高乐正好70岁，和今年的吕一样年龄。

二次大战后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频频更迭，政局动荡，1958年法属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军队开始干政，法国濒临内战，于是戴高乐被召唤重出江湖，以「解救法国」，后来他毕竟不辱使命，结束了法国战后的乱局，复兴了法国。

可见史上真是不乏姜愈老愈辣的例子；但是姜老而走味当然也所在多有，《李尔王》的故事并不只是莎士比亚的奇思异想而已。且把故事回到戴高乐之前。

在二次大战前戴高乐最敬佩的军人是贝当元帅，没错，就是那一位二次大战中当希特勒傀儡的法国叛国贼贝当元帅。贝当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将领之一。他在一次大战前夕还只是个不得志的上校团长，他的不得志正是他太天才了，以至于战争观念领先了他的时代，只好郁郁不得志。但是战争一开始，他马上灿烂发光，1914一年内竟从团长一路升上旅长、师长、军长，1917成了法军总司令，1918成了解救法国的元帅！才情一旦挥洒，轰轰烈烈，无与伦比，令人叹为观止。

英雄戴高乐识英雄，在贝当不得志时就跟定了他，一跟就20年!直到1940才分手。

1940，贝当已经高龄84，那时，他早解甲下来，也从内阁离开，去当西班牙大使，等于在军、政两途都退休了。但是，这时法国召唤他回来当总理以面对希特勒的凌厉入侵，没想到，他一重出江湖，做的却是领导法国投降，建立傀儡政权。一代军事天才，一战时法国民族救星，晚节如此，谁说姜一定老的辣，一定不会反而走味。

说这故事，并没有说吕就一定会像贝当一样老而走味得难堪无比；说这故事的目的，首先是要指出只是要说年轻固然不一定好，像马英九就不好；但是姜也不一定凡老必辣，像贝当就是老而走味。其次，要追一步耙梳世代交替的正轨和变态之理。

本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一代风骚是上帝的法则，在这样的世代交替的法则趋动下，人类文明愈演愈变化丰富。像战后的法国必待老姜戴高乐出来救亡图存意味的是世代交替的法则的失灵，接班失败，以至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脱离了常轨，这时，大家回头退休老将救亡图存。

老将被託付重任大抵是因为他先前的功绩受到了肯定。戴高乐如此，甚至贝当也如此。那么吕呢？不错，她在美丽岛狂飙时代的贡献有目俱睹，无可抹灭，事迹肯定已成历史美好的一部份。但是她出狱后地方首长桃园县长当得怎样呢？这就要大大保留了，显然并没有展现令县民佩服的执政能力。

一般来说，1990年代，绝大部分县市，在民进党当选过首长之后，一旦选举时，无论民意代表和县市长以及总统的选票民进党都会大幅上昇，但是桃园在她当过县长后却是一个是糟糕的例外。

2000陈水扁找她搭配选总统，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看在她是桃园县长的份上。问题是她选县长选票高达56%，但是2000她选副总统时，桃园人只愿意给她32%的选票，是民进党得票率最低的县市之一，比全国得票率39%低。2004民进党情势大好，总统选票过半，但桃园人仍然对她吝啬，只给44%。此外，在2000后民进党立委选票毫无增长，县长选票也都乏善可陈。

吕批评年轻的「毫无经验」，没作好「準备」，那么从选票反应看来，吕的桃园「经验」乏善可陈；现在争选台北市长，又听不见她对提出什么吸引人的愿景，看不出做好什么「準备」。

这样，她符合打破世代交替原则选台北市的条件吗？

还有，退休老将重新被託付重任，应该是发生在出现重大危机而接班人没有能力处理时。戴高乐和贝当都在这情境下担任总理并进一步成为总统或「国家元首」。这样的重大危机民进党也遇到过，那就是2009县市长选举和2010五都选举时。那两次选举之前的2008总统、立法委员选举先后大败，使得整个民进党人心惶惶，北县巿、桃园、台中等地都找不到候选人，那时民进党员普遍期待四大天王出马当候选人「救党」，甚至有立委高声说要跪求天王参选。遗憾的是当时天王们普遍迴避，但最后到底蔡英文，苏贞昌都披甲上阵了，而吕是力拒到底。

至于这次选举，北北两市虽仍属艰困选区，但情势已大有不同，依最近民调，台北原来呼声最高的国民党準候选人已经落后，在这种情况理应回到世代交替原则才是正轨，不料这时竟反而才出现「五府千岁」跳出来的状况。该出时不出，该退时反进，这样的选择毫无正当性。

看来，民进党在天王不退的情形下，世代交替真的是出现了问题，甚至造成了下一世代的焦虑。这样的焦虑时时浮现，其实已不只在选举时才出现而已，例如办在9月26日的一场华山会议，谢系立法委员沉痛地陈述「我都已经40岁了，党内先辈却还不为我们的大陆政策找到结论，令我为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感到非常茫然」。

这话实在是令人既震惊又沮丧。因为，民进党创党时，核心干部有一半不到40岁，组成党的两股组织之一的编联会人马绝大部份在40以下，他们早在30出头岁就开创了群众路线，引发了1980~1990之交风起云涌的街头狂飙年代，也提出了台独党纲型塑了此后持续20多年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主流的变迁，他们倒还真是「30而立」。那时那样的政党真是年轻活力，开创力十足；没想到那样的党今天演变到千岁云集令成群成群的「中坚干部」到了「40竟仍然大惑」不已。

民进党遇到「五府千岁」危机；那么国民党呢？正好在这同时，国民党出现「七大老」出马逼马对已进入司法程序的国家的总统议长之争，必须「党内事党内解决」私了而令社会哗然，而连吴江等大老则更早就轮流给马主席出状况了，两党竟异曲同工地大演「大老危机」，真是不幸。相对的，中国方面，儘管内部众多问题仍旧严峻：分配差距巨大，贪腐犹待整治，依赖维稳压下维权，权力进一步走向集中⋯，但世代接替方面却早立下七上八下原则，政治局常委六十七岁以下继续当「上」中央委员，六十八岁以上就得「下」，胡锦涛在去年又立下领导人「裸退」例子，看来已朝规规矩矩的方向走，对比之下能不为台湾五府千岁和大老干政担心吗？